讽刺喜剧《钦差大臣》
果戈理于一八三三年开始构思讽刺喜剧《饮差大臣》，一八三五年底完稿。一八三六年初夏在亚力山得拉剧院首次上演这个喜剧，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首次上演后，又经过了反复修改，直到一八四二年才最后定稿，花费了他不少心血，体现了果戈理对待文学创作严肃认真、审慎精勤的态度。
在《钦差大巨》中，果戈理通过外省某县的官僚集团，把一个从彼得堡来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当作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所引起的一场慌乱，以及城市居民的强烈反响，对沙俄官僚专制的腐败现象及其反人民的本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尽情的嘲笑和有力的批判，为现实主义讽刺文学提供了新范例。
剧情是围绕“钦差大臣”的到来展开的。
外省某县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突然接到爱友加亲家安德列·伊凡诺维奇·奇密霍夫的一封信。信上告诉他：“…近闻有某大员奉旨来省视察，对于我县，尤为注意。该大员虽以常人面貌出现，然弟之消息，确系来自可靠方面。弟知吾兄与世人相同，亦有小过，盖因吾兄系聪明人也，凡财物到手，均不欲有所遗漏……故敢奉劝吾兄，诸事务宜留意，该大员虽尚未到达，亦不知隐名匿居何处，然恐将随时抵境……”得信后，市长非常着急，赶忙把城里的要职官员找来，共商对策。同僚们听说彼得堡派了钦差大臣，带着秘密使命进行微服私访，个个心中惶恐不安。
为了蒙混过关，市长向官僚们作了周密的布置：他要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安排人把病人的帽子弄干净，每张病床上挂一块牌子，写上病人名及患病日期，还将一些病人藏起，以减少病号；他要法官略布金·加布金注意清理法院，把法警们养的鹅赶出候审室，把自己打猎用的长鞭子从法庭的柜子上取下来，同时帮助陪审员去掉身上的怪气味；他吩咐督学鲁加·鲁基奇对各位教师特别加以“照管”，以免“莫测之事”发生；……市长对自已欺压百姓，贪赃枉法的罪恶，则自欺欺人地加以辩解，说：“没有一点罪恶的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上帝安排的。”虽然他作了周密的布置，并且自我安慰了一番，但做贼心虚，害怕钦差大臣发现其中的破绽而给他以严重的惩罚。他担心商人和市民们告他的状，心神极不安宁。于是又命令邮政局长把邮局里所收发的信件都折开瞧瞧，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告，要是没有，就把信件封起来，甚至敞着口送出去；如果发现告密信，立即“把它扣留下来”。心怀鬼胎的邮政局长早就干起了这种无耻的勾当，他把拆人家的信件当作一种娱乐和嗜好，在此以前，他已经拆阅了人家大量的往来信件，因而对上司的指示心领神会，连声答应“遵命”，“遵命”！
正当全城的官僚们忧心忡忡地商量对策时，地主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气喘吁吁地跑进市长家，上气不接下气地争着向市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位身穿便服的青年人住进了一家旅馆，年龄不过二十三四岁，仪表非凡，此人一定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
一听说钦差大臣已经到来，官僚们个个吓得惊恐万状，担心大祸即将临头；市长连忙在暗暗祷告，乞求诸位神灵默佑他们。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他决定单独或带一个人，假装散步去探个究竟。官僚们便各自回单位去作“迎接”京城大官员察访的准备。市长命令警察署长派人去打扫通往旅馆的那条街道。由于心慌意乱，竟把每人拿一把扫帚把通到旅馆的那条街打扫一下，说成了“每人拿一条街”；甚至把帽盒当作帽子戴在头上。然后，他带着陶布钦斯基坐着马车朝旅馆驶去。波布钦斯基则紧紧跟在马车后面追。
市长的妻子安娜·安得列芙娜是一个充满俗气的妖冶妇人。她和女儿玛丽亚听到丈夫要会见一位什么大人，赶紧梳妆打扮起来。等她们打扮完毕，市长的马车已经走远了。安娜于是埋怨女儿打扮拖沓，使她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她吩咐女佣阿芙多吉亚追随马车，去打听那新来的人是谁，什么样儿，是否漂亮英俊。女佣飞也似地跑去了。
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陈设极为简陋，靠墙摆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就是“钦差大臣”的仆人奥西布。这时，奥西布肚子里饿得咕噜咕噜直响，好像整团人在吹喇叭。他埋怨主人因摆阔气和打牌而挥金如土，以至现在身无分文，不仅回不了家，而且连房租和伙食费都无法交付了。主仆二人已经受到了饥饿的严重威胁。此刻，他的思绪进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境界：什么女人啦，彼得堡优美而高尚的生活啦，什么坐马车不要钱啦……突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凭直觉经验，他知道是主人回来了，于是连忙从床上跳起来去开门。
进来的果然是赫列斯达可夫。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又高又瘦，甚至有一幅蠢像的男青年。一进门，他便无精打采地把帽子和手杖交给仆人，眼睛往床上一看，立即发现仆人躺过他的床，就对其严加训斥。奥西布辩驳道：“我要床干什么？难道我不知道床是什么吗？我有的是腿，我会站，我要您的床干什么？”仆人反复声明着。主人不做声了，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接着他问仆人是否还有烟丝。其实烟丝早在三天以前就抽完了。主人沉思片刻后，一连三次命令奥西布去餐厅里叫掌柜的开饭，因为他确实饿得没有力气了。奥西布告诉赫列斯达可夫，说掌拒的因为他们有三个礼拜没有给旅馆付钱，不给他们开饭了，还骂赫列斯达可夫是骗子、流氓、光棍和坏蛋；掌柜的还扬言，如果他们继续不给钱，“马上就去告状，要把他给抓到警察署里去坐牢”。赫列斯达可夫无可奈何，劝说仆人去求情。奥西布只好答应把掌柜找来。
仆人走后，赫列斯达可夫自言自语地说：“我 实在想吃东西，所以我出去走走；我本想把饿劲儿挺过去的——不，他妈的，挺不过去。是的，要是我在平时不乱花钱的话，那就有钱回家了。步兵上尉把我骗苦了，这个无赖，牌打得太好了。只坐了一刻钟，他就把我弄光了。可是我却很想跟他再来一盘，只是没机会。……”这几句话，足以说明了他目前的窘境和嗜好。
奥西布终于找来了一个人，但不是掌柜，而是一个伙计。赫列斯达可夫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才对伙计提到“开饭”的事。可是伙计告诉他：“掌柜的说再也不给”他开饭了，并且还要去市里告他的状。赫列斯达可夫再三哀求伙计去说情。好心的伙计答应了，与奥西布一同离开了这个房间。赫列斯达可夫暗自想到：“要是他真的什么也不给我吃，那可糟了。”他真想拿衣服裤子去换钱，但那样做有失体面，他要穿着彼得堡的服装回家。接着，他又幻想着坐马车回家真威风，如果在地主的台阶前面一停，马上就会使人们惊慌起来，他会受到热情接待，甚至还会走到一个漂亮的姑娘眼前谈情说爱。这些幻想体现了他花花公子的性格特点。然而，空空的腹内一阵阵地“叫苦”，使他美妙的幻想顿时化为泡影。
正当赫列斯达可夫饿得恶心、馋得发慌时，奥西布和伙计把饭菜端来了。然而，他既嫌饭的数量少，又嫌菜的质量差，居然和伙计吵架，骂他是“傻瓜”和“猪崽仔”。不过那些上面浮着鸡毛之类的汤和跟树皮一样嚼不烂的烤肉，确实并非美味佳肴。他觉得很委屈，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但饥不择食，他狼吞虎咽地将伙计送来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吃光了，可是仍不足以饱腹。他想上街去再买点白面包充饥，但又苦于没有钱。正在懊恼之际，仆人告诉他：市长来打听他了。赫列斯达可夫吃惊不小，以至忘却了饥饿。他认为一定是掌柜的去告发了他。这下可糟了！他担心会把他拉进监狱。心想：如果客客气气跟他们讲，也许会无事。于是他振作精神，挺直身子，色厉内荏地说：“我去当面对他说：‘你怎么敢，你怎么？……’”然而，当门上的把手转动时，他已经吓得浑身打颤、脸色发青了。
门一开，市长进来了，后面跟着陶布钦斯基。市长一进门就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了，并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赫列斯达可夫；赫列斯达可夫同样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市长。双方对望了几秒钟，心情都非常紧张。然后，彼此客气地问了好。接着，市长低声下气地向赫列斯达可夫道歉。赫列斯达可夫起初回答时还有点儿口吃，后来便逐渐大声说话了。他说钱一定会付，但掌柜的太不对了，给他吃的牛肉硬得像木头一样，汤里不知放了些什么东西，茶水又有一股腥味……市长战战兢兢地听着，作了一些解释，并请他“搬到别的住宅里去”。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市长是叫他进监狱，就态度坚决地回答：“不，我不去。您有什么权力？您怎么敢？”“您把所有的队伍带来——我也不去！”还歇斯底里地边说边捶桌子：“我会直接去见总长！您算什么？您算什么？”
市长看到赫列斯达可夫的这种态度，以为是商人们向“钦差大臣”告了状，吓得浑身发抖，进而苦苦哀求，并不打自招地说：“求求您，不要害我！我有妻室儿女……不要使我成为一个不幸的人。”“我没有经验，手头又窘。请您自己想想看：我的薪俸连买茶叶跟糖都不够，就说我收什么贿赂吧，那也少得可怜：一点点吃的东西，或是一套衣料。至于说那个做买卖的下士寡妇，他们说我揍她，那是有意中伤，完全是中伤。这是我的仇人们捏造出来的，这帮人打算谋害我的性命。”
听了市长这席话，赫列斯达可夫感到莫名其妙。他认为市长是要揍他，便大声嚷道：“您不敢揍我。”“我会付的，我会付钱的，可是现在，我连一个子儿也没有。”
市长沿着既定的错误思维线索，愈滑愈远，似乎听出了“钦差大臣”的弦外之音，认为他是在向自己要钱，于是大声地说：“如果您真需要钱，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马上可以为您效劳。”接着就把四百卢布当作两百卢布“借”给了赫列斯达可夫。赫列斯达可夫这时才觉察出市长真的把他当作彼得堡的要人，于是便顺水推舟，接受了市长的贿赂，并如释重负地叫市长和陶布钦斯基就坐。
市长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并自我炫耀地说：“由于职责所在，我和此地的地主，彼得·伊凡诺维奇·陶布钦斯基，特地到旅馆里来打听一下，对旅客的招待是不是周到，因为我和别的什么事情也不管的市长不同，除了职务以外，我还根据基督教徒的博爱精神，愿意每个人都受到极好的招待。现在，好像给我酬报一样，使我得到结识这样一位好友的机会。”
赫列斯达可夫向市长表示同样的心情后，便漫天撒起谎来。为了讨好“钦差大臣”，市长请求赫列斯达可夫去他官府做客。赫列斯达可夫答应了市长的请求。
临走时，赫列斯达可夫想把伙计找来算账，准备付钱给旅馆老板。市长却暗示他不要付钱“为了向“钦差大臣”表功，市长邀请赫列斯达可夫往慈善医院去视察。与此同时，市长又吩咐陶布钦斯基立即将两张条子分别送给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和他自己的妻子安娜·安得列芙娜，要他们立即准备迎接这位京城来的大官员。
市长离家整整一个钟头了。安娜和女儿仍然站在窗前，向市长去的路上眺望。安娜对女儿的责备还没有休止。玛丽亚安慰母亲，说阿芙多吉亚该回来了，再过两分钟她们什么都会知道的。玛丽亚把头探出窗外，突然喊道：“哦，妈妈，妈妈，有人来了。在街那头儿呢！”
“在哪儿呀？”安娜迫不及待地问道，“这是谁呢？中等身材……穿着燕尾服……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女儿眼尖，认出来者是陶布钦斯基。于是，安娜和女儿把陶布钦斯基迎进屋里，向他打听市长去会见的是什么人，多大年纪，相貌怎样，头发是什么颜色……陶布钦斯基如实地把情况转告了安娜母女俩。安娜从便条上得知，从京城来的官员会住进自己家，并且丈夫要她安排人布置房间，办好酒菜，迎接“钦差大臣”的到来。她喜形于色，心里乐滋滋的。
安娜吩咐妥当，叫女儿同她一道精心打扮一番。母女俩各自选择自己最喜爱、最鲜艳、最合适的服装。安娜为了使自己打扮得迷人，竟不顾女儿的反对，穿起了与她的年纪极不相称的非常耀眼的浅黄色服装。梳妆打扮完毕后，安娜母女急切地盼望着彼得堡来的这位官员早些莅临。
市长把“钦差大臣”带进慈善医院，在医院里用了午膳。赫列斯达可夫极力夸奖这顿饭做得好。并且忘乎所以，露骨地宣扬“人生在世，就为了寻欢作乐”。老奸巨猾的市长趁机向“钦差大臣”邀功领赏，说他当市长“问心无愧”，“市内一切井井有条，街道扫得很清洁，囚犯的待遇很好，酒徒减少”了。接着他又冠冕堂皇地吹嘘自己“不图任何荣誉”，装模作样地说什么“荣誉当然是诱人的，但是和道德相比，只不过是浮云轻烟而已。”
赫列斯达可夫并没有听市长的瞎吹，而是向市长打听市里有没有消遣的地方。因为他的牌瘾复发了，要找对手打牌。市长却不明白“钦差大巨”的真正用意，以为是在试探他有无赌博习惯，他便极力为自己辩解，表明自己很不喜欢打牌，也没有时间。其实他在前天还赢了督学一百卢布。
饭后，市长把赫列斯达可夫带到自己家里，引妻子和女儿相见。赫列斯达可夫被妖艳的母女俩弄得神魂颠倒了。他以能站在安娜身边为最大的荣幸和满足，故意用一些话来挑逗安娜。安娜则在这位花花公子面前故作媚态，问长问短，说这道那，用一些暗示性的话语来引诱赫列斯达可夫。他们真可谓物以类聚了。
为了尽快地使对方迷恋自己，赫列斯达可夫当着安娜的面大肆吹嘘彼得堡如何之好；他在彼得堡又是如何地被人重视、受人尊敬；部长拍着他的肩膀喊他去吃饭；兵士们从卫兵室里跑出来向他举手行礼，甚至有一个与他熟悉的军官简直把他当作总司令了。他进一步漫天撒谎，说他爱好文学，喜欢编写各式各样的通俗喜剧；跟文学家普希金有很密切的交往，甚至厚颜无耻地把别人的作品说成是自己与的；还说他家里常常开舞会，舞会桌上摆出价值七百卢布的西瓜，锅里的汤是直接用轮船由巴黎运来的。“外交部长、法国公使、英国公使、德国公使”和他一起打威斯特牌……市长和其余的人都胆怯地听他吹牛。他却更显得得意忘形，继续他的弥天大谎。他说有一次为了找他当司长，全城派了三万五千名信差。他去上任时，走过司里，“简直跟地震一样，所有的人都像树叶子似地发抖、哆嗦”。市长和其他的听众都吓得直发抖；赫列斯达可夫吹牛可越发起劲了，他说：“我不爱开玩笑，我给他们大家下过警告。连众议院也怕我。……明天我就要升为元帅……”他趾高气扬，手舞足蹈，双脚一滑，几乎倒地。官员们恭恭敬敬地把醉醺醺的赫列斯达可夫扶住，送到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房间里歇息。
赫列斯达可夫的漫天谎话，使在场的人都摸不清头脑。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官，恐怕比将军还要大。
到市长家来陪客的人都各自回去了。安娜母女俩在争论着赫列斯达可夫对谁倾心留意。直到市长在她们面前出现后方才停止争论。市长责备妻子对赫列斯达可夫太随便了。从赫列斯达可夫口中，老奸巨猾的市长听出了许多破绽。为了证实他的判断能力，他把奥西布找来试探虚实。聪明的奥西布巧妙地回答了市长提出的一切问题，使市长坚信他的主人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要人。为了讨好主子，市长和安娜都送了一些钱给奥西布。
市长最怕人们告他的状，他吩咐警察站在屋门口，不准任何一个人进来求见“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驾到，还没有找谁的麻烦。为了取得主动权，官僚和地主们商量如何去拜谒他。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了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的建议：分别进见，相机而行。
第二天，赫列斯达可夫睡眼惺松地刚一起床，法官就来拜谒他了。法官向他介绍了自己任官的日期和政绩情况，他一边讲，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赫列斯达可夫发现后问他：“您手里拿着什么？”“这一问，吓得法官惊慌失措地把钞票全部掉落在地，口里却说“没什么”。赫列斯达可夫拾起钱说：“这是钱。”法官认为这下子完了。但他却听到：“您把这钱借给我，好不好？”于是法官便如愿以偿地把三百卢布“借”给了赫列斯达可夫。
在法官的启示下，当邮政局长来拜谒赫列斯达可夫时，后者便主动地提出：“我碰见了一件这样的怪事，在路上把钱全花光了，您能不能借三百卢布给我？”不用说，邮政局长当然十分乐意地掏出三百卢布来讨好这位“钦差大臣”。
后来，赫列斯达可夫采取同样的手段，索取了督学鲁加·鲁基奇三百卢布；慈善医院院长四百卢布；地主陶布钦斯基和波布钦斯基六十五卢布。官僚和地主们全部拜谒完之后，赫列斯达可夫得意洋洋地数起钱来。他向官员、地主们总共索取了一千六百六十五卢布。官僚们把他当作政府要人使他心里十分高兴。他还准备写信告诉彼得堡的朋友脱略皮乞金，想通过他来讽刺挖苦这些官僚和地主们。于是他叫仆人奥西布取来纸笔墨水，把最近的见闻写成一封长长的信。
正当他在写信封时，听到外面闹哄哄的。他朝窗外一看，几个警察正在拦阻几个商人。赫列斯达可夫走近窗前，叫警察们放告状人进来。商人们进来后，纷纷诉说市长为非作歹的恶劣行径。赫列斯达可夫只是似听非听，爱理不理。商人们为了出口冤气，带来了一些礼物送给他。他说自己“不收贿赂”，但如果借给他三百卢布那是会收下的。于是商人们马上凑齐了五百卢布，用银盘装起来递给他，他连银盘一齐都收了。后来在奥西布的提醒下，商人们送来的一切礼物也全收下了，连一根小绳子也没有放过。
商人们刚走，两个妇女的声音从窗外传来。赫列斯达可夫走近窗前问：“老大娘，有什么事？”两个女人答道：“青天大老爷，求您恩典！大人，请您听我们说几句话！”赫列斯达可夫吩咐让她们进来。进来的是铜匠的妻子和下士的老婆。她们先后陈述了市长给她们带来的灾难。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陈述，听得不耐烦时，就把她们撵了出去。另外一些人来告状，他干脆拒不接见。
告状人刚打发走，玛丽亚就出现在赫列斯达可夫面前了。他一眼看见玛丽亚，立即向她献媚道：“对不起，小姐，我很高兴您把我当作这样一个人……我可以问您吗？您打算上哪儿去？”
玛丽亚回答道：“真的，我哪儿也不去。”
赫列斯达可夫又问道，“为什么哪儿也不去呢？”
玛丽亚答曰：“我想知道，妈妈是不是在这儿………”
赫列斯达可夫说：“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哪儿也不去？”
玛丽亚像是在向他道歉似的说：“我打搅您了。您正在办要紧的公事。”
赫列斯达可夫进一步向她献媚道：“您的眼睛比要紧的公事好得多……您不会打搅我，决不会；相反您会给我带来愉快。”
“此地无银三百两。”原来玛丽亚是来找赫列斯达可夫的；说来找她妈妈，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玛丽亚这样的美人亲自来找他，赫列斯达可夫心中自然喜不自胜。因此，他连忙搬出椅子请玛丽亚坐。玛丽亚羞怯地坐下，赫列斯达可夫与她调着情。在一些暗示性的交谈中，他逐渐把椅子移近玛丽亚，向她直接地、赤裸裸地表白爱情。少女的羞涩感使玛丽亚挪开自己的椅子，并且说：“爱情！我不懂爱情……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他们两人一个把椅子移近，一个把椅子挪远，后来，赫列斯达可夫干脆亲了亲玛丽亚的肩膀。玛丽亚愤然站起身来，想逃走。赫列斯达可夫心急火燎地拦住她，双脚跪在地上向她求爱。
安娜·安得列芙娜也来找赫列斯达可夫，可惜迟来了一步，一脚跨进门，就看见赫列斯达可夫跪在女儿跟前，大吃一惊：“哎哟，真是笑话！”接着她责备女儿道：“这是什么意思，小姐，这成什么体统！”玛丽亚委屈地流出了眼泪，在母亲连连的“滚开”声中离开了赫列斯达可夫。赫列斯达可夫从玛丽亚眼前起来后，旋即又跪倒在安娜面前说道：“夫人，您瞧，我快要被爱情烧死了。”安娜假意提醒赫列斯达可夫，说自己“已经是有夫之妇了”，但他却说：“这没关系！爱情是没有区别的。卡拉姆辛也说：‘宣告法律无效’。我们逃到世外桃源去。答应我吧，您就答应我吧。”
“妈妈，爸爸叫您……”他们正要山盟海誓之时，玛丽亚的声音打破了他们热恋的气氛。当她看到赫列斯达可夫跪在妈妈眼前时，她也惊呼起来：“哎哟，真是笑话！”安娜曾对女儿的这类行为极为不满，骂她举止轻浮，不懂规矩，不像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玛丽亚想起遭到母亲无理的辱骂，这时含着委屈的眼泪站在那儿发呆。就在这个时候，赫列斯达可夫转过身来，抓住玛丽亚的手对安娜说：“安娜·安得列芙娜，您不要反对我们的幸福，请您为我们永远不变的爱情祝福！”
安娜吃惊了。此刻，她才醒悟到，在她与女儿之间，赫列斯达可夫到底是爱年轻的女儿的。为了不露隐情，她在破口大骂女儿的同时，还是赞同了这门亲事。
市长因商人、铜匠、下士的妻子告了自己的状，总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害怕受到处罚，于是他来找“钦差大臣”求情赐恩，开脱罪责。当妻子告诉她“钦差大臣”在向女儿求爱之后，市长揉揉眼睛，快活地跳了起来，疯狂地大声叫喊着“嘿，市长！大功告成了”。
邪法不可久现。赫列斯达可夫冒充钦差大臣，骗取了人们的信任和金钱，如果不早点离开，必然要露出马脚。他的仆人早就为他套好了马车。他们主仆俩马上就要离开此地，返回彼得堡去了。赫列斯达可夫又撒了一个谎，说他要到乡下去看看家叔，花个把天工夫，回来后再结婚。临走时，市长又送了四百卢布给他。他接过崭新的钞票，坐着篷车，飞快地往彼得堡方向驶去，铃铛声渐渐远了……直到从市长的耳畔消失。
虽然赫列斯达可夫的马车铃声在市长耳畔消失了，但是，女儿玛丽亚与“钦差大臣”联姻的喜悦心情犹在胸口激荡。市长兴高采烈地对妻子说：
“安娜·安得列芙娜，怎么样？啊？这种事情您想得到吗？他妈的，真是中了头彩！喂，你坦白说，你做梦也想不到：不过是个市长太太，忽然，呸，你他妈的……竟跟这样一个怪物攀了亲！”他简直把自己当作皇亲国戚，并且决心要让那些上呈文、递状子的人知道点厉害。于是，他下令警察：“把买卖人都叫来，我要重办这些无赖！对于那些代人写状子的人也要记下名字，加以惩罚。”他要警察替他宣传：上帝把无上的光荣赐给了市长，他的女儿许配给一个盖世无双、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办的伟人；通知全城人，敲钟举行庆祝仪式。
接着，市长飘飘然进入了胡思乱想之中：他想离开县城，进居彼得堡，甩掉市长这个差事，靠做“钦差大臣”的女婿为他谋一个更大的官衔，出入宫廷，直至提升为将军。一谈到当将军，他更加眉飞色舞，神气十足。他厚颜无耻地对妻子说：“他妈的，当将军真威风！有人替你在肩膀上挂绶带！”他甚至煞有介事地向妻子征求意见：哪一种颜色的绶带最好。继而市长更加荒唐地幻想当将军后的滋味。他认为一做将军，到什么地方去，马弁和副官就在前面跑着，大声喊道：“马来了！”而驿站上那些职位低下的九品文官、上尉、市长谁也弄不到马，只得干等；他还可以到省长家里吃饭，市长在省长家里只能站着，……说着说着，就捧腹大笑起来。安娜则随声附和，与丈夫共同分享幻想中的欢乐与喜悦。他们甚至想到了当将军以后的生活细节。市长首先谈到的是吃，是彼得堡两种味道鲜美、一提到它马上就流口水的鱼；安娜想到的是如何把家里布置得最漂亮，在最漂亮的房子里放着龙涎香，人一走进来就可以眯起眼睛闻到那种奇特的香味。
警察奉市长之令，找来了商人。商人们一见市长便向他鞠躬敬礼。市长盛气凌人地训道：“……卖茶炊的，卖布的，你们为什么告我？地痞、流氓、海盗，你们告我吗？怎么样，你们胜了吗？你们认为，这回总要把他—一市长送到牢狱里去了吧！……”“……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去告状的那位大官员，现在就要跟我女儿结婚了！怎么样？啊？现在你们有什么可说的？现在我要重办你们！……”商人们一齐向他鞠躬请罪，连声说：“我们错了……”市长继续训斥商人们，奚落他们，使得商人们只好向市长求饶。市长灵机一动，趁机向商人们敲诈勒索，改变话头说：“我是不记仇的，不过，现在你们要留神点，要机警点！我并不是把女儿嫁给一个普通的贵族，所以贺礼要送得……明白了没有？不要随便送点咸鱼或是方糖来凑数……”商人们点着头，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市长家。
官员和地主绅士们得知市长的女儿高攀了“钦差大臣”的消息后，纷纷赶来道贺。他们一走进市长家，就恭维安娜和玛丽亚，走过去吻她们母女的手。许多穿常礼服和燕尾服的宾客前来贺喜，祝福。市长家里拥挤不堪。市长招呼着客人们坐下，然后全家人争着向他们叙述并编造赫列斯达可夫向玛丽亚求爱的过程。客人们非常羡慕玛丽亚的福气，赞赏市长一家人的好运气。安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向客人们宣告了市长想去彼得堡当将军的消息。客厅里又响起了一阵赞扬声，同时，有一部分客人马上请求市长当上将军后要照顾他们，他恬不知耻地都一一答应下来。
正当宾主们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中时，邮政局长手拿一封拆开了的信，上气不接下气地朝市长家跑来。一进门就说：“诸位，怪事！我们把那个当作‘钦差大臣’的官员并不是钦差大臣。”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人们大吃一惊。
邮政局长是怎样发现这个秘密的呢？当赫列斯达可夫的仆人奥西布把主人的信投进邮箱后，邮政局长便从信箱中把这封邮往“邮政局街”的信扣留下来了，拆开一看，发现被人们当作“钦差大臣”的人既不是全权特派，也不是大员，而是一个不三不四的骗子。
市长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甚至气愤地说要逮捕邮政局长。邮政局长把赫列斯达可夫写给朋友脱略皮乞金的信宣读后，他们才相信自己受骗上当了。赫列斯达可夫对接待他的每个官员都加上了谩骂性的评价，使所有的官僚们气愤至极，羞愧得无容身之地。
受骗上当最大的市长捶着自己的前额，气急败坏地叫道：“我怎么啦？不，老傻瓜啊！我怎么啦？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做官做了三十年，就没有一个买卖人或是包工头能够骗得了我；骗子里的骗子都上过我的当；想一手遮天的流氓和光棍都上过我的钩；我曾骗过三个省长！……省长算得了任么！省长就不值得一提！”进而，他狂怒地喊道：“你们都来看呀，都来看呀，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基督教徒，你们大家都来看市长受了人家的愚弄啦！他真是个傻瓜！这老混蛋真是个傻瓜！”他受骗上当倒不要紧，最怕赫列斯达可夫把这个奇闻传到全世界去，使他成为笑柄，而且最担心会被文人、作家写进喜剧作品，永远被人咧嘴大笑，拍手叫好。他愤怒地训斥了造谣生事、误把赫列斯达可夫当作钦差大臣的地主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官僚们便围着他俩算账；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则互相推卸责任，彼此埋怨，丑态百出。
突然，一个宪兵出现在众人面前，宣布：“奉旨从彼得堡来的官员，命令你们立刻前去。他现在住在旅馆里。”这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大家猛吃一惊。太太们的嘴里齐声发出惊异的叫喊。顿时，宾主们呆若木鸡，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客厅里……毫无疑问，一场新的喜剧又将重演！
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平时不理国政，专门营私舞弊，鱼肉人民，是一个极端昏庸腐朽、俗不可耐、令人厌恶的官吏。他老奸巨猾，自夸骗过三个省长，骗子里的骗子也上过他的当。他贪污成性，从不放过他所捞到的一切，并且认为这也是上帝安排的，是天经地义的。作者通过市长的言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腐败现象的普遍性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他精明能干，老于世故，三十年的宦海浮沉，使他精通媚上欺下、四方笼络的官场权术。他对自己统辖下的市民横加凌辱，并且巧立各目，勒索他们的钱财；对上级则阿谀奉承，讨好拉拢。他一心想往上爬，去彼得堡当将军，出入宫廷，掌握大权。他是沙俄官僚的典型形象。
赫列斯达可夫却是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轻浮浅薄，喜欢自我吹嘘，漫天撒谎，信口开河。同时，他身上还具备上流社会那种庸俗作风和卑劣品性。他对百姓的疾苦、哀告鄙视厌烦，对官僚们的贪污行贿和滥施淫威则习以为常，这是贵族阶级的本性在他身上的反映。他对以市长为首的官僚集团的形象作了很好的补充。他是贵族花花公子和市长等官僚们的接班人的典型，是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人物。他的形象集中地概括了俄罗斯的贵族在经济上开始破败，生活上日益庸俗，精神上更加堕落，剩下的只是吹牛撒谎，妄自尊大和摆空架子的特征。
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嘲讽鞭挞的不只是沙皇政府机关中的个别官吏，而是整个专制制度和官僚集团。法官略布金·加布金专爱打猎享乐，滥用职权，鱼肉人民，因为“读过五六本书”，便以“自由思想者”自诩；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是一个阴谋家、告密者和骗子手，他无耻地克扣病人的药物，自己却保养得像一头肥猪，还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掩饰杀死病人的罪恶；督学鲁加·鲁基奇千方百计地迫害进步教师，阻挠文化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邮政局长施别金把拆阅别人的书信当作特别“有趣”的事，实质上是为了查获对他所维护的专制制度有妨碍的信件。他们和市长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腐朽不堪的官僚集团。而保卫这个官僚集团的社会基础，就是城里的绅士和没落的地主波布钦斯基和陶布钦斯基之流。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在城里东游西荡，传播谣言。在勒索百姓、盗窃国家的资财方面，商人们和这个官僚集团也是连成一气的。尽管官僚集团的内部、官僚集团同地主、商人之间有时也奇些矛盾，但同与人民的矛盾相比，在喜剧中却退居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
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两只老鼠，“全是黑的，而且大得不得了。它们来了，到处闻一闻，就走了”。这个梦的讽喻性质在于说明真假钦差大臣都不是来惩恶扬善、申张正义的代表人物。
众所周知，引人发笑是喜剧的重要特色，误会性是构成喜剧情节的特殊手段；笑是由概念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所产生的，而误会性的情节只有当它符合事物的规律时才能使人信服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才不至于成为插科打浑的闹剧。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在这些方面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市长及其同僚们把京城来的花花公子当作“钦差大臣”，这个误会便奠定了《钦差大臣》讽刺性喜剧的基础，继而造成了浓烈的喜剧气氛和透骨的讽刺力量。
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没有塑造一个正面形象。果戈理是企图用观众的笑来严惩喜剧中的主人公的，他曾经在戏剧对话体论文《新喜剧上演后的散场》中谈及《钦差大臣》时说：“有一个正直而高尚的人物，就是笑，他始终在剧中活动着。”“笑”就是剧中的正面人物，它代表人民对官僚集团实行的裁判。
《钦差大臣》的结构完整而朴素。市长的第一句话就开始了戏剧的情节；宪兵的一声宣告就结束了整个戏剧；全剧的“总结”就是接待假钦差大臣，一切情节都牵连到这个“总结”上，使剧情的发展表现得极为有力、简洁、朴素，给观众和读者留下了完整而深刻的印象。
别林斯基对《钦差大臣》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艺术性最高超的范本。并且指出作家具有无穷的幽默和善于抓住性格特征的本领，从而得出结论说：“这一切使我们有根据可以希望，我们的戏剧不久将复兴，并且我们还将有自己的民族戏剧，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模仿外国式样的生硬的装腔作势，不再是借来的机智，不再是丑恶不堪的改作，而是我们生活的艺术表现。”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果戈理对沙俄官僚专制的揭露批判，并不是站在彻底推翻这一制度的革命立场上。他相信抽象的道德原则，相信只要统治者意识到不关心国事、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毁灭性与反动性，正义就自然会得到申张，公德就自然会得到胜利。果戈理是一个忠实的王政主义者，他并不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只反对官僚集团的腐朽与堕落。他认为恶政是从不负责任，不了解政府的要求的人们中产生的；只要把这部分人的不道德品性改变过来，官僚政治的“溃疡”也就自然痊愈了。这便是果戈理创作喜剧《钦差大臣》的政洽思想基础及其局限性。可喜的是果戈理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创作中无限忠实于生活的真理，所以，喜剧的客观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主观意图，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